这在世界法治实践中独一无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较其他国家法治体系的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
（5）平等主义政策应当改善社会和文化环境。（6）平等主义的繁荣避免趋向家长主义的至善论。
评论不仅是对既有人权现实描述的阐发，还包括对评论的再阐发，主要体现为公民生活质量和人权发展指数与评价。承认理论源于黑格尔的理论观察。[34]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人格尊严是保持共同体生活存续的最本质的联结环节，也最能体现个体的繁荣，因而以它为价值基础构建出来的规范体系必须能够从这里获得合法性，否则便与根本规范冲突而丧失效力。[42]从人格权中的各项具体权利可以看出人格尊严就是贯穿其中的基本价值，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也相应落实，因而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在私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9]其二，如何设置人权的议题和程序性规则。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主人和奴隶或者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但从主奴辩证法来看，被征服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教化，产生了精神层面而非自我保全层面上的自我意识变化，被征服者逐渐形成被以一种正直与尊重对待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而征服者并未参与劳动，也就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的变化。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其意涵既包括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
整合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的三重视域，可以从单一共同体的维度转变到整体结构维度，使得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获得多维度的法理支撑。人格尊严作为根本规范并非是只有空洞内容的理论预设，相反，人格尊严及其派生的原理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和要求，直接地对政治统一体的整合过程提出了规范上的主张[23]文化辩护（Cultural Defense）首先被运用在美国Kimura案中[No. A-091133(Santa Monica Super.Ct. Nov.21，1985)]，它发生于1985年，一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裔妇女发现她的丈夫有外遇后，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并试图自杀。[8]最新的案例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在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中判决男方给付全职太太家务补偿款5万元，该案主审法官表示，判决主要是考虑到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况，男方个人的经济收入，当地一般的生活水平这四个因素。
而被誉为方法的集大成者的萨维尼的法律方法是科学地认识法律的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理解处于良好状态的法律，而非解释有病的、晦涩的、有漏洞的法律。质言之，实践法哲学指在移植和适用法律1.0中反思性地续造法律2.0的学说。
这几种解释方法都需其他学科的支持，文义解释涉及语义学的中心和边缘理论，体系解释得益于系统论的整体和关联的观念，历史学有助于鉴别议会立法辩论的原始记录，从而发现立法者的原意，确定立法者的主观目的是运用哲学的目的论思维和事情的本性理论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一天，他来到咖啡馆，又被一群人嘲笑，他崩溃了。而实践法哲学具有一种生成性思维，即主张事情的是的成长性，或事情自己成为是。现实主义法学——法官的预测。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马克斯·韦伯区分意义—意向性行动与反应性、因果性行为。从法律1.0到法律2.0也是一个过程，后者被看作为真正的法律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的，而不是早就存在那里，待人去发现。理解不是主体的独白，而是主体之间的论辩、对话和沟通，理解具有主体间性：理解者与规范的作者（立法者），此理解者与彼理解者，有时媒体和大众也参与其中。但他们二者亦存在差别，前者是从法律渊源即整体上来回答什么是法律，而后者则倾向于在个案中。
实践法哲学尽管是以实践哲学为思想渊源，但是，如同否认像使用处方一样去应用规范一样，它也不是对实践哲学的还原，而是反思性地理解实践哲学的结果。合同法也基本上是大陆法系规则与英美法规则的混合体。
[22]这体现在司法制度上就是存在大量的对制定法进行初级具体化的司法解释文件、指导性案例和各种审判工作纪要，更进一步的具体化是适用者通过法律方法在个案中实现的。有关司法解释关于网络空间属于《刑法》中的公共场所的界定又争议极大。
因而，实践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开放性、反思性。参见Reinhard Merkel, Neurowissenschaften und Recht, in: Winfried Hassemer/Ulfrid Neumann/Frank 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9. Aufl.，2016， S.403-410 ff。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而在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它们属于应激型现代化国家，社会变化率是它们的十倍，达到1%。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法律续造首先主要不是承接自己历史传统中的法律，而是如何看待先发国家的法律，也就是要将从外来的法律1.0续造成本土的法律2.0，因为后发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其制定法主要借鉴和移植自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以受现代法影响的中国五大法律部门为例： ——宪法：确立平等（第4条）、自由（第35、36条）、人权（第33条第3款）、法治（第5条）等理念和制度。（图略） 图2法律2.0形成曲线 五、实践法哲学的要义[25] （一）具体此在的法律的学说 从法律2.0的形成曲线可见，法律2.0是在解决事实与预设规范即法律1.0的不对称性中最终内在于实践而生成，而非先于实践的预设，是充分运用实践智慧的结果。
然而，法典只给法院提供了判决一方对另一方的家务劳动进行补偿的一般依据，补偿的具体数额要由法院结合个案事实权衡多种要素后得出，这再次说明，预设的规范只是一个判决指南，真正对当事人产生最终约束力的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如此一来，何谓法律这个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获得最终的答案，这个最终的答案提供的是具体的此在的法律。
由于实践的这些特性，反思制度便成为必需品。唯有如此才可实现法律续造这或生成法律2.0。
公安机关在巡查过程中将赵春华抓获归案，当场查获涉案枪形物9支及相关枪支配件、塑料弹，经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涉案9支枪形物中的6支被鉴定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能正常发射的枪支。相对以往法哲学的预设性思维：先在地设定对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演绎式地推导和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
其次，续造的对象是现代性法律。[14]如此高的社会变化率带来了社会的振荡、人心的焦虑等诸多问题。很多后发国家都进行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土地一下子从私有制变成公有制，财产所有制变革非常剧烈。因为实践不可能出真知，真知总是人的判断。
学界有人界定行动是行为的子概念。主客体统一的原理是，应然和实然在结构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为，事实与规范共有一个上位概念，它就是根本之存在，它既是事实上，也是规范上的东西。
——诉讼法：按照程序正义，程序法定，辩护权利（《刑事诉讼法》第32、33条），人民陪审（《民事诉讼法》第40条、《刑事诉讼法》第13条）等原则建构诉讼体制。（二）面向法律生活世界 在日常生活中揭示社会制度的运行逻辑和再生产的奥秘，是当代诸多以实践为主题的研究的共同兴致。
这种新的法哲学是什么？鉴于任何理论的提纯，不免遮蔽所概括的事物在被制作中的丰富而又复杂的例外，在此，先依据实践对理论的自治性，直观地展示欲创立的实践法哲学的思维路径，然后再对这种学说本身作适当的总结。这令实践法哲学应当是对实践哲学的某种续造，只有如此方能体现实践哲学的精髓。
该立法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另一个是内容上的正当性，这涉及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严格说是合理性）的关系。这些理论产出了不同的法律：自然法学——自然法。何谓法律实践，在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存在的形色各异的理解，这大体可概括为五种意识的实践论：一是中国意识的实践论，它强调从中国实践或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外来的法律理论，要创立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
另，Hasso Hofmann对法律教义学、法哲学、法律理论、法律史、法律的文化学、法律社会学、如何思考法律的方法史作了颇值一读的简明的考察，参见Hasso Hofmann,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Aspekte des Rechtsdenkens, JZ 6(2019)， S.265-275 ff。然而，当规范禁锢了人的自由与创造性，其本身便成为反思的对象。
尼采在这里批评刑罚有一种恒常的目的之观点，如复仇或恐吓，而认为刑罚的意义是变动不居的，在各个时期意义不同，是有历史的，故刑罚的目的不可定义。持反向立场的事实法律观则认为预设的规范什么都未做，一切必须重新开讲，存在于自然法、制定法之外的经济、文化、利益、意识形态、权力、法官情绪等实存性因素，直接影响到判决和行为，什么是法律，在于法律人的非认知性决断，因而，事实法律观属法律决断主义。
所谓不明确是指条文中的概念或表达的含义是否能涵盖事实不清楚，如有人在商住两用的房屋中实施抢劫，可否适用刑法第263条第1项入户抢劫存疑，盖因户与商住两用的房屋的关系不明，不能直接获得具体规范，因而不能脱离事实作出判断，离开事实无所谓明不明确。这是因为法律作为规范（nomos）是与自然（physis）相对立的概念，它们二者存在人为与天然之别。
